云集会｜旷野政治学：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 【编者按】7月23日，旷野政治学公家号主办了“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的线上论坛。这是旷野政治学系列论坛的第三场。

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档研究院徐勇传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档研究院郝亚光副传授作为主讲人以“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为主题，从政治学的角度调查“治水”，从“治水”入手，实验理解国度和社会的特性。与谈人嘉宾别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政治学研究》主编房宁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杨光斌传授和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景跃进传授。

本文系论坛实录节选，集会现场问答环节未收录，内容由主办方提供。郝亚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档研究院副传授）： 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 一提到水，我们可能有富厚的想象，会想到长江黄河，也可能会想到我们国度的水资源状况。一方面，水孕育着我们国度的中原文明，另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劫难，可以说中国事因水而生，因治水而成。

中国的国度源之于“大禹治水”，直到如今，大禹的子孙们还在为治水而积极。我们看到新闻中的航拍镜头，当下，治水成为中国民众和当局的重要事务。

治水塑造着中国的社会性和国度性，这就是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因为治水而形成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和国度治理。按照我们前期的深入观察和研究，我们试着提出，治水塑造着中国的社会性与国度性。

因为治水而形成中国特有的社会治理和国度治理。我们知道中国事农业文明悠久的国度，水利是农业的命根子。治水在农业和农村成长中处于出格重要的职位。

鉴于此，在我院数十年的农村观察和研究中，治水一直是一块很重要的内容，早在20年前，我们徐勇传授都已经开始存眷这个专题，并指导博士生写作论文，我本人也很是有幸随着徐勇老师读博士，在徐勇老师的指导下，也负担了多个治水的研究课题。出格是2015年，我院启动了大型中国农村观察，规模涉及全国，多达上千人介入。颠末观察，我们发明了富厚的、大量的、民间的治水事实，出格是口述访谈，给我们提供了153类水利的专题数据。

同时，我们也汇集了相当富厚的水利社会的档案资料，我们此刻已经做了一些扫描录入的事情，还成立了专门的水利数据库，今朝或许有数万条的水利数据。基于这些第一手的观察资料，我们陆续开展了专门的研究。不仅撰写了多篇的学位论文，并且颁发了数篇的学术论文。我们这样做的方针就是想从大量的旷野观察中，深度挖掘中国社会与国度的特性。

我们知道，后面的任务会越发艰难和重大，更需要通过研讨晋升和加深我们对中国社会与国度的认识。下面我就跟大家汇报第一个问题，社会治水与治水社会。社会治水是什么呢？社会治水就是指以社会为主体对水的治理。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出产糊口离不开水，正像我们常说的，水是生命之源。因受季民风候的影响，我们国度的降水漫衍不匀称，导致我国的水资源的季候性分派和地域性漫衍也不匀称，可是为了满意我们出产和糊口的用水，就发生了对水的治理，即通过工钱的勾当让水听从于人的意志。

从对中国八大区域的观察来看，我们试着从降雨量的几多和农作物的品种，将中国的治水区域大略地分为两大区域——旱作区与稻作区。个中旱作区，主要是以北方区域为主。

虽然北方有黄河及其他河道，可是它的雨水较少，很难实现自流浇灌，因此北方的社会治水主要是通过打井、开渠引水等方式来实现农业浇灌。另外，南边的稻作区有充沛的雨水和合适的气候，出格适合水稻的生长，因此在此区域漫衍着世界上最大的稻作区。不外，稻作对水的依赖性极强, 江河湖塘的“自然之水”不行能自动转换为“浇灌用水”，其间需要大量的治水勾当。从我们大量的观察来看，中国存在着富厚的治水模式，也由此形成了一整套治水体系。

例如说，按照水源差别，形成了以水井、水塘、泉水为中心的治水，也形成了以沟渠为中心的治水，还形成了以河道为中心的治水。通过这些事实的发明，我们在旷野观察中发明了下面几个有趣的问题，在此请教于列位。第一，治水内生农业社会之中。治水是对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具有至关重要的感化，那么农夫的保存状况与水密切相关。

在农夫的出产傍边，假如水能治得好，可以或许包管农业出产正常的用水，那么农业丰收没问题。而一旦治水失败，农夫伴侣就碰面临着溺死之灾，出格是在传统社会时期，缺乏先进的治水手段。

从我们观察来看，治水早已经成为农夫的日常糊口中最重要的事务之一。正是因为此种内生如何实现治水供应均衡的需求，就会形成社会配合体。我们知道中国实行的是一家一户为单元的家户制，分离性和伶仃性是其重要特点，这也是成为传统小农界定的一个定论。

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农夫大量的出产和糊口勾当都可以用一家一户的方式来完成，可是如何将自然之水转换为浇灌用水，只能通过众人配合的协调才能完成。大家注意，这种配合性不再是个别性行为，而是一种社会性行为。

正是这种社会性行为塑造着中国农业社会的特性——治水社会，可以说治水社会是小农得以延续的重要条件。治水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我们在观察中发明它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治水勾当是多个当事人配合介入的组织性勾当，由此形成了具有配合勾当法则和秩序的自治体。配合勾当有互助，一定也会有冲突。

曹锦清传授在考查“黄河滨的中国”后，提出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概念，说中国农夫“善分不善合”。但从我们的观察看，出格是在治水勾当中，农夫很是善于“合”。

因为没有“合”，治水险些不行能举行和连续。按照我们的观察，农夫互助治水是由一系列法则和法式组成的，并获得当事人的配合承认，这样才能保持此种自治集体可以或许连续。

这种自治配合体是因为治水的原因而形成的，它的它的方针是什么呢？虽然说我们在长江黄河南北各地，看到了差别类型的自治体的形式，其体方针会有差别，有的是为了排涝，有的为了抗旱，但他们在治水时有个配合原则就是“同干共湿”，个中，“干”是丰收，“湿”是歉收。其方针是争取丰收，制止歉收，假如碰到歉收的环境，则大家配合分管。既然有这样一个优美的方针，由谁来执行呢？我们在全国各地观察时发明，因为水源的差别就出现出来差别的治水组织，包括塘委会、堤委会、垸委会、堰委会、河水会、水利会等。

这种治水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通过什么样的法式来做呢？对此，我们分为过水、分水、水网的建设和维护三个板块来举行阐发。个中，就过水来江一个比力有趣的案例，我们看到下图是梯田，因为水稻在生持久间对连续不变的水源要求很高，很多的时候，它需要排水，因为太多的水会把水稻淹淹死掉，而水涨的时候又需要换水，保持相对不变的一个水量高度，无论排水还是换水，都需要借助于临近的地步把水排出去，这就是过水。如图所示，田埂相连，地界相接，这种巨细的田块有可能是分属于差别的所有者和谋划者，过水时势须要流经他人之田，那就可能会会对别人造成必然的损失，别人的水位已经在蓄水了，你有颠末就会把水带走了。

如何解决这种问题？我们很是服气下层农夫的聪明，在各地形成了各类各样约定俗成的方式，例如说“过水不带水”，即我的水颠末你的田往外排的时候，要包管排完和排前水位是一样高的，尽可能少地影响别人家的稻田的生长。另外，我们常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刚下过肥，你要颠末我的田，怎么办呢？一般是不允许，为了制止这种肥水流入外人田的难堪，一般城市比及稳肥期事后再商定奈何过水。

另外另有一种环境，是此外田可能水足，比力旱一点，那你要过水的时候你要给他带一点，即缺水带水，它可以或许使水位恢复到农作物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深度。适才提到的三种过水环境，无论两边奈何约定、协商，只要水从田里颠末，必然会影响被颠末的那块地步的生永生产环境。我们发明一些处所，采纳了沟田置换的方法，在田边挖一条沟渠，用等额的地步加以赔偿，粮食收获后，田归田的主人，沟渠归水主人，从而形成共赢的场面。

另外一个案例是，水源地到地步里，需要沟渠联络，个中沟渠的挖掘、维护需要用度和劳动力，则根据比例原则来分派，地步多的人家就需要多出钱、多着力，但是若呈现家里田多，但人口少的环境，那能不能用钱来抵工呢？这些都是下层在治水中所面对的问题，也都可以或许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发明治水的配合体是治水而形成的次生性配合体，它的运行成效和原生的配合体基础相关。我们院里有位同学在西南地域调研时，看到哈尼族高耸如云的梯田，那么高的梯田，一层一层支解开来，浇灌所需用水又是怎么分派？假如我们没有深入调研相识，我们会以为这种农业出产很难，可是通过我们的调研，比力阐发几个案例后发明，由于有原生性村寨配合存在的基础，他们互助很顺利，在此种传统的村寨中，寨老可以或许有效的组织和协调寨民在用水方面发生的抵牾，可以或许很容易的实现地步调和用水的方针。

而在长江流域，此种原生性的配合体已经解体，家户就成为根基单元，就造成了治水配合体的形成和维持的坚苦。故除了互助之外，另有大量冲突，因为争水、抢水，甚至是争滩而引起的械斗在农村冲突中占相当的比重，也成为治水社会的重要内容。

别的，可以注意到，这些冲突往往能通过自我的气力举行调治、和缓与化解。归纳综合起来，自我调治的主要方式有自我协商、中间人说和、团体惩戒三大类。

个中，自我协商是指在一个自治配合体内，抵牾两边当事人只要愿意坐下来协商，按照本地的习俗、端正，甚至是自治配合体内部约定俗成的法则，可以或许谈好就解决了。可是假如谈欠好，可以请用水组织的卖力人，或是本地有公信力、有影响力、服务公道的人，或者是保甲长来做中间人举行说和。如若仍有人不肯意互助，从自治配合体中跳出来单干，那这就是隐形的团体处罚。

团体处罚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里是一样的。假如我们大家需要用开挖一个水塘来蓄水以备不时之需，就需要共建共享，但若是你不出工着力，那么需要用水的时候则不允许你使用这个水塘里的水，你也没有权利享用这个水塘里的水。近几年，我们在农村观察时，也常常听到一些案例，一个乡村里要集资修路，假如有家庭不肯意出钱着力，则会被明确奉告“假如你家不出钱着力，那么我们修好路后，你家不能走”。在一个熟人社会中，被伶仃就是被团体处罚。

治水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社会，治水社会是国度治理的社会边际，家户为单元的出产与治水社会的结合，使得农业和农村能自我连续运转。传统国度皇权不下县，当局机构的配置就在县城里，所以农村小范围的治水，主要是依靠农夫自我气力举行，当局很少介入，亦没有能力介入。正是治水勾当培育出了中国农夫自力重生和费力奋斗的韧性，也支撑着一个大范围文明体的连续。这就是我们在社会治水中发明的治水社会。

第二个问题是国度治水与治水国度。在我院观察的八大区域傍边，长江、黄河道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为我们认识中国的国度与社会底色，提供了一个很是好的样本。为此，我们从两大河道的起源地到入海口之间选择了100多个观察点，我本人在长江边的安徽来安、渭河滨的陕西扶风做了长达六个月的驻村观察，同时此间也伴随徐勇老师沿着长江黄河走了九省38个观察点。

正是在大江大河岸边的行走，我们发明了两个习觉得常现象背后的国度。其一，在长江中游有大量的江河湖堰，在此种水利条件下，为了防水治水，就需要成立各类范围的大堤。显然，这种范围的大堤，不是一家一户一村，甚至多村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更大层面来主导。在许多处所，我们看到是由本地的当局来主导完成的。

其二，无论村庄内部治水何等的完善，运行何等有效，可是一旦旁边的大河大江呈现溃堤的环境，所有的农田衡宇城市面对着被沉没的风险。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农夫城市出工着力出资。

同时，这种治水勾当不再是农夫的的自我勾当，而是当局举办的勾当，本地当局开始参与到治水历程中，引导或者主导的整个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故我们在中国治水中发明了两个条理，第一是以社会为主体的治水，第二是以国度为主体的治水。个中，以国度为主体的治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中央当局为主体的治水，二是以处所当局为主体的治水。颠末观察研究，我们有以下结论： 第一，国度治水是中国国度存续的内生需要。

社会治水它只能限于小范围治水，大范围治水只能依靠国度，因此国度治水是国度存续的内生性需要，内生性的国度治水又形塑着国度的特性，这就是治水国度。假如治水国度不履行治水职能，则治水国度难以存续。治水国度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要举办村庄和处所难以兴办的大众水利工程，如黄河治理、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都江堰的兴建等，都是需要国度和处所当局来主导的。第二，主要是要调治村庄和处所水利的冲突。

虽然社会治水是由其自我完成，可是一般需要当局出头来举行水界的划分、抵牾的调治和械斗的避免等勾当。在我们的实地调研中也发明了很多案例，个中，在渭河沿岸的扶风县有个有趣的案例。渭河上游是黄土高原，水流携带黄土泥沙奔流而下，就会打击成滩地，农夫可以在这些滩地上种庄稼，可是河道改道会让滩地变更，河两岸的农夫也常常因争夺滩地而产生纠纷。

的时候发明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渭河的。扶风县的处所志上明确记录，这样的抵牾连续了一百多年，最后，宝鸡、扶风和眉县三方的行政主座配合协商下，从头划分了界限，才解决掉这个存续百年的抵牾。第二，在用水冲突傍边，一般可以让社会举行自我调治，但最难解决的是人命案，假如这种抵牾不能实时解决，就可能会演酿成家族愤恨，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我们在湖南常德调研时听到的一个案例，干旱时节，大家可以根据划定在一个池塘里抢水，为包管起点公平，鸣锣为号，各家各户凭本领抢水。一次，某户人家男子在鸣锣前“抢跑”，其旁边还在整理水车的男子看到后，随手拎起来铁锨朝抢跑的男子抛掷去，铁锨击中“抢跑”男子后脑勺，产生命案。

本地颠末多次调整不成，不得不诉诸于官府，让官府断案，调治纠纷。另外一个层面，在抢水争滩中引起的抵牾或者是宗族间大范围的械斗。在江西九江就有一个活泼的案例，叫搬官下场。

本地一个堰产生了宗族间的械斗，一个本地的大乡贤前来调治。我们知道乡贤是很有威望的人，这位大乡贤是在乡贤前又加了“大”字，可见其在本地的影响力之高。然而大乡贤也无法和谐，最终不得不到官府，把官员请到实地探案，就是通过搬官下场的方式有效地避免了械斗。

这就是内生性的国度，从治水国度来塑造国度的特性。因为中国治水形成了江、河、湖、堰、塘等富厚的、多条理的治水体系，这又决定了整体大于部门，这表现了国度治水的整体性。在社会治水傍边，配合体大于家户。在国度治水傍边，大江大河的治理是高于小塘小堰的治理。

在此种治水历程中，很难接纳西方治水的联邦制。中国作为单一制的国度与治水体系的统一性密不行分。我们在长江流域做观察的时候，正值暑假，也是防汛期，个中有一次，徐老师我们一行人在划定路线上行走时，前面一座大桥被洪水轰然冲跨，我们亲身感觉到大自然的威力，以及洪水对于村庄的威胁。

在此种紧迫时刻，所有的气力城市被带动起来，防汛成为头等大事，最后我们看到举全村之力，举全县之力，以致延伸至举全国之力，这就表现出了国度治理能力的集中性。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存眷汛情，长江水位凌驾警戒线，武汉市所有的机关单元、学校等都派出了志愿者，去守堤、巡堤，以包管宁静，国度治理能力的集中性在此获得了充实表现。我国多条理、多层级的治水体系组成了多层级的国度治理。国度治水的统一性和社会治水的自治性相联合，塑造着纵向国度治理和横向社会治理相联合的特性，这是一种双向的互构。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多层级的治水体系所组成的多条理的国度治理。治水也塑造了国度与社会之间的依存关系。无论社会治水何等完善，其离不建国家在大型水利工程中的主导。同时，无论国度的治水能力何等强，没有民众的介入，亦难以实现有效治水。

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治水傍边离不建国家，国度治水傍边离不开社会。因为治水的原因，国度和社会两者间的互动十分密切，更为重要的是治水亦塑造了二者间的依存关系。

在上个世纪，魏特夫写了《东方专制主义》》这本书，他把治水和专制主义相关联，并对治水持有政治贬低的立场。但通过观察和研究，我们发明治水是内生的需要，治水发生了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在政治上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对此，徐勇传授于《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上专门颁发了一篇论文，接头东方国度的治水和村社制的底色。

固然，治水是一个永恒的历程，它会不停的面对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治水社会与治水国度也在不停的完善。水不再仅仅具有浇灌的特性，并且具有了生态属性，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跟踪观察研究，把传统社会的这种视野和当下的研究可以或许买通，这样我们的研究会越发有意义。房宁（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传授）： 徐老师在《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4期颁发的《从中国是实看“东方专制论”的限度——兼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东方政治论断的辨析与增补》，和亚光在2018年的第4期颁发的《“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下层水利自治——基于“深度中国观察”的事实总结》，两篇相隔一年，都谈到了“治水”在中国国度与社会成长中职位和感化，这是一其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命题。

这样的命题是中国粹者发明和提出的，这表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深入，表现了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发展。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还体现在学术配合体的形成与发展。此刻大家在接头中国政治学的旷野学派。

要追根溯源的话，我认为中国政治学旷野学派开山鼻祖是新中国的建国首脑毛泽东。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到他家乡湖南湘潭以及湘乡、醴陵、衡山、长沙等5个县做徒步伐研和考查。他平均天天步行约40华里，共走了1000多华里，之后写就了传世之作《湖南农夫运动考查陈诉》。

毛泽东真正践行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们政治学研究一个根基方法就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大地之书，社会之书，人性之书”。

适才亚光讲话中提到社会治水和国度治水。我想联合本身2017年沿京杭大运河做为期两个月的徒步考查的履历，谈谈对“国度治水”的理解。那年上级交办给社科院几项重要调研任务，个中一项指定由我卖力。沿京杭大运河举行徒步考查一直以来是我空想。

这下正好联合中央的调研任务，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学术研究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要依据事实研究中国、研究中国政治。

我一直和徐老师引为同道。在沿京杭大运河做纵贯华北大平原的徒步考查中，我们意识到这条闻名于世的伟大的古代水利运输工程，对于汗青上中国成为统一的民族国度至关重要，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基础性工程，或者说是建构大统一国度的重要物质基础。

从中国的自然地理情况看，中国广袤的领土跨越了三个气候带，季民风候使降水形成了季候和地区漫衍的不匀称性。每到降雨集中的夏季时常南涝北旱或北涝南旱。而降雨是古代的农业国度的生命线。全长1800公里，纵贯中国要地的京杭大运河起到了“南北互济，调治余缺，连通国度”的重要感化。

举个例子，清朝康熙天子每到初夏时分，会询问松江府的官员下雨了没有？假如该下雨而没有下，天子和朝廷就要筹办赈灾了。京杭大运河在汗青上的感化就是南北互济，南边的稻米、竹木、丝绸输送北方，北方的棉花、煤炭等运往南边。

这样就把古代中国，从一个行政配合体酿成了一个经济配合体、社会配合体以致文化配合体。我们3000里风里土里雨里走下来，才知道5000年的中国故事有一泰半都在这条河上，像我国古代四台甫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和这条运河有关。

展开一些说，古代国度治水，出格是开凿运河首先与军事有关。京杭大运河最月朔段是春秋时吴王夫差征齐修的邗沟，即今扬州至淮安这一段。邗沟连通了长江与淮河。战国时修灵渠对秦国强盛起了很大感化，另外如今京杭大运河北端的北运河最早始于秦始皇征伐北方修的直河。

隋炀帝修京杭大运河首要目的是征高丽。可以说，古代国度治水、开凿运河，首先是为了开疆扩土，是为了立国。

而国度成立起来后，水利工程就主要转为经济、社会功用了。已往西方学术界，包括魏特夫等人也调查注意到了中国的“治水”，阐发研究治水与中国汗青、社会以及政治制度的关系。可是恐怕更深入、更精确地认识和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是要靠我们中国粹者本身。

亨廷顿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化”理论。他用制度化程度的高低来权衡一个政治体系不变性以及好坏。古代中国制度化程度如何？已往有“百代多行秦政治”的说法，这也在必然水平上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化程度。

详细地、细致地讲，其实治水的制度化程度是很高的。以京杭大运河的运营和办理讲，在明清两季，国度成立了很是完整细密不变的“漕运制度”。

漕运制度的焦点的“漕督制度”，漕督是明清时期一个很是重要官职，清朝的漕督一般身兼六、七项要职，除去办理漕运，兴修水利，维护河防，征缴税收等还要兼任一省巡抚，管辖海军等等。漕督制度很是不变，绝大大都漕督任期都是两年。明朝276年，清朝267年，相差不到10年，而两朝的漕督数目也仅相差3、4个。京杭大运河以及漕运制度等，这些与兴修水利运输有关国度基础工程和重要制度，确实可觉得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提供新的思路与路径。

杨光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传授）： 华中师大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在徐老师的领导下真正成立起堪称“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政治学”。我不知道总结的对差池，我认为它至少完成了中国政治学两个转型。第一个转型是从high politics到low politics，即从高政治到低政治的转型。因为在80年月90年月，中国政治学都是研究政党、国度、阶层、民族等这些传统的观点，而徐老师的团队率先完成了政治学研究向农村、下层的转型。

第二个转型政治学从制度研究到治理研究的转型。治理研究虽然是这20来年的热门话题，但国际社会科学中，外貌上在谈治理，他们焦点存眷的还是制度转型问题。制度转型问题在于，大家谈转型、民主转型，转向美国和西方，因此谈治理似乎还是以制度研究为中心。政治学以制度研究为中心，在中国和整个政治学界有根深蒂固的传统。

因为我们知道西方政治思想史其实就是一部政体学说史，从亚里士多德到今世都是这样的。好比在教育部的学科目次上，政治制度的学科目次分类叫中外政治制度，我们招生都是根据这个学科目次去招生，而本科生开的课程，比力政治制度是必修课。政治学一直以制度研究为中心，尤其是民主转型、国度转型以后，像印度、菲律宾等国度依然面对许多问题。印度在政治制度上酿成了英国，可是它还是印度；菲律宾在政治制度上酿成了美国，可是它还是菲律宾。

况且第三波民主化转型，许多国度又回潮了，呈现了普京式威权主义，竞争性威权主义等等。这都告诉我们以制度为中心的政治学的研究，可能需要变一变了，酿成以治理为中心的政治学研究。

以治理为中心的研究毫无疑问比制度阐发更难，制度研究很容易，昔人说什么，经典作家说什么，中央是什么，处所是什么只要一对照，这太意识形态化了的。或者可以称之为演绎法，即有一个标杆来权衡所有的其他的政体和长短对错，因此它长短常简朴的研究。可是简朴的研究不管用，在《威权统治的转型》出书25年以后，作者菲利普·施密特写了一个再版序言，说白搭了我们为之奋斗的25年的积极，他对民主转型很是地失望。我们看到中国政治学者以制度研究为中心转向以治理研究为中心，徐老师你们虽然没有这样明确提出来，但事实上十几年以来都是在鞭策向以治理研究为中心的转型。

研究制度阐发很容易，治理研究却很难。好比说国度与国度的比力，不但有国度层面的国度治理，另有处所治理、都会治理、下层治理。千年以来政治学研究都围绕着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命题在那转，制度研究根基没有新的常识孝敬。

比拟较而言，治理研究是我们政治学的一个重要出路，这就需要旷野政治学。所以我总结华中师大完成了两个转型，一个是从高到低的政治的一个转型，典型代表是旷野政治学派；另一个从制度研究到治理研究的转型，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联合亚光的presentation和我半年以来对疫情防控事情的调查。我想说，今天我们再提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两个努力性，即中央努力性、处所努力性显然是远远不敷的。我们应该提三个努力性，即中央努力性、处所努力性，社会努力性。根据传统看法，革新开放以后，政治学引进国度社会二分法，仿佛才有所谓的社会，已往的打算经济时代并没有社会。

其实，社会一直存在，我们糊口在什么处所？，我们的家庭就是社会，家户就是社会。今天市场经济催生了一个社会中间阶级，新型社会组织在大量的涌现。

在这次抗疫历程傍边，我们发明虽然市场化了，可是社会的行为模式有着悠久的传统，与中国冲突高度重合一致。理解国度治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不是简朴地举行制度比力，要说制度，中国和韩国纷歧样，中国和德国也纷歧样，这些国度抗疫成就都不错。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差不多都是儒家文化，中国和德国的文化纷歧样，他们是基督教文明，而我们儒家文明。

可是这些国度在抗疫方面也做得比力好，其配合特点在于社会与国度的互助性比力高，互助治理能力比力强。换句话说，事实是社会的自治能力正在加强，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国度政策不该该再简朴的提两个努力性，而应该提三个努力性，并且社会的努力性出格重要。这是我在疫情防控期间调查到的，写了一篇小文章。

今天亚光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调查，就是社会气力在国度治理傍边出格重要。假如只有国度的中央和处所，没有社会的共同就会丧失国度治理的基础。因此，“社会自治”展现了亚光说的“社会治水”产生机制，治水也表现了社会的是一个高度自治配合体，而这种高度自治又是高度互助的。

“社会自治”是我们理解中央处所关系变化的重要发明，有助于理解两个努力性到三个努力性转变。第三点我想说的是，其时徐老师邀请我到场这次谈判，我虽然出生农村，对旷野观察这一块很生疏，不知道来到场应该说些什么。徐老师说我可以来进一步富厚我的民主集中制政体理论，我以为这个提法很有意思。西方国度的政体即政权组织形式，好比说选举是季候性的，4年或2年一次，它是季候性的政治制度在糊口中的表现。

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政体发生于糊口政治，它不但是季候性，像5年一次的人大换届、5年一次的党代会的换届选举等，并且是产生在我们日常糊口中的事，好比抗疫和治水。民主集中制在宪法上主要是划定两点，一个是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即当局和人大的关系是民主集中制；另外一个是中央处所关系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单如此，我国的国度与社会关系、政治与经济关系，事实上都是民主集中制。

处所和社会的气力，可以看做是一种民主能动性，而中央和国度的统筹，可以看到一种集中。从国度与社会关系这个角度来讲，中央和处所都叫国度，我们所说的村庄等县以下的自治单元都叫社会。

在治水中，社会、处所当局和国度的协同，表现了民主集中制政体。事实上民主集中制原则或民主集中制政体，存在于糊口政治的方方面面。

景跃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传授）： 我出生和糊口在浙北水乡，上大学之前的下乡履历也在当地，因此很是理解水和治水对于农业和农村社会的重要性。费孝通写的《江村经济》，脱离水是无法理解的。

但我本人对此没有研究，也从来没有想过把水这个问题给政治化。可见，在日常糊口傍边感受到的工具和在用的工具，我们未必可以或许真正相识它的意义，感知和认知是两个差别的工具。这几天看了一些相关文献，包括徐勇老师和郝亚光老师的研究作品，真的做得很是好。

适才又听了亚光老师的陈诉及房宁老师和杨光斌老师的讲话，颇受开导，对我来讲这是一次很是好的现场进修时机，下面我跟大家汇报一下本身的一些想法，谈四点进修体会。第一，适才光斌老师谈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两大转型，一个是从高政治向低政治的转型，另一个是从制度研究到治理研究的转型，总结得很是到位，这是从宏观层面来看问题。亚光在《“稻田治理模式”：中国治水体系中的下层水利自治》一文的注释中，对华中师大旷野研究的成长做了三个阶段的区分，很有意思。基于我对华中师大政治学成长的理解，想增补两个转型：一是从科学社会主义向政治学的转型，这一转型的重要性在于为华中师大政治学成长奠基了学科基础和常识范型。

这一转型与中国政治学成长的特定路径有关，我们这个年纪段搞政治学研究的人，极大部门是从其他学科转来的，都不是本家身世，因为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恢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月初的工作，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压根没有这个专业。从其他学科转向政治学可以看做是一种人力资源的调剂与支持，没有兄弟学科的支持，中国政治学的成长可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第二个转型是基于经验研究向理论建构的转型，这个转型的重要性集中表现在理论建构的偏向。

中国政治学的成长一开始受西方政治学的影响比力大，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特定阶段难以制止的现象。用今天的话来说，大大都政治学研究是在制度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举行的，最初的村民自治研究也是这样，深层假设是体制转型。所谓从制度研究向治理研究的转型其实是中国政治学界的一种思想解放，从西方政治学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直视脚下的地盘和在这片地盘上产生的故事。

经由这个转型，政治学研究者讲故事的方式变了，相应的理论建构的方式也变了。翻阅一下我们这一代人前后写的工具，你会发明在研究前设、方法论、理论提炼等方面是差别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产生了这个转型的缘故。这两个转型和三个阶段出现了华中师范旷野政治学的前后成长历程。在徐勇老师的领导下，每一个阶段都很踏实，每一次转型都走得很是稳当。

总体感受是两风很正，即学风很正，文风很正。第二，适才听了亚光的陈诉，加上阅读徐勇老师和亚光颁发在《政治学研究》的两篇文章，我以为“治水”这个话题有深入挖掘的价值。

上个世纪90年月有段时间，围绕着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之论，学界有很热烈的接头，也大谈所谓的亚细亚出产方式。由于真正存眷的问题是东方专制主义，治水只是一个引子。在某种水平上，“水”的问题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了。转头来看，魏特夫所做的事情是在暗斗配景下，将西方社会中已久存在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举行系统的学理化。

将治水与专制国度的发源问题接洽起来，这一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个可以争论和研究的学术命题，同时也是一个可以充塞意识形态的政治命题。我的一个感受是，在中国古代治水问题上，西方学者赋予了太多的负面性，包括马克思的一些概念。

这种负面性表现为双重否认：一是对民众的互助或结合治水能力的否认，因此必需依靠一其中央集权当局来做；二是对中央集权当局的否认，因为它是专制的。两者合起来，可归因于一点：文明水平太低。这些概念很容易使人遐想起黑格尔对中国文明的观念。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当如何对待自身的文化和传统？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有所料想，是什么工具促使徐勇老师写《东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掘客——简评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学术月刊》2012年4月号）一文的？你能感受到有一种以前没有的、正在生成中的能量，用本土话来说，有一股气。

我们该当当真反思甚至质疑一些在学界广为传播的概念，大概得出它们的经验依据并不那么牢靠（关于中国的质料主要来自传教士、商人、旅行家、外交使者、汉学家等），或者带有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成见，等等。因此“不识庐山真脸孔，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必然要与“鞋在我脚”、“隔靴搔痒”匹配使用。此刻相识了徐老师和亚光做的研究后，有一种突如其来的贯通：你们此刻做的事情事实上为中国政治学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范畴，或配置了一个新的研究议题。

假如说九十年月对于“治水社会”的接头更多地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命题，那么当你们把“治水”问题再次纳入政治学研究的议程之时，这是一个踏踏实实、实实在在、基于浩瀚观察而生成的中国本土问题，既是一个常常面临、必需解决的治理问题，也是一个可连续的、很是重要的研究议题。经由这样的变化，“治水”对于中国政治学来讲就是一个内生问题，一个真正的、基于中国治理经验的学术命题，而不是西方学者设定议题，举行定向接头而我们不得不跟进的外源问题。光是这一点，就是一件很是了不得的工作。第三，徐勇老师和亚光的事情不单为中国政治学配置了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并且在详细研究方面也做出了实质性的孝敬。

在此，我想谈四点感想：（1）强调东方社会之间的内部差异，如印度和俄国实行的是地盘公有制的村社制，而中国的环境差别，徐勇老师提出家户制和小农经济便是针对此而发的；纵然在中国自己，也要重视南边与北方、旱地种植与水稻种植的差异，今天亚光在陈诉中讲到了中国南边与北方在“治水”方面的差别。（2）在治水问题上，不仅要看到国度上层的集权性，还要看到下层社会治水实践的富厚性，即所谓“双层治水体系”。（3）和魏特夫差别，华中师范旷野政治研究强调当局治水的大众责任性，而不是专制性；（4）提出了一系列很有潜力的观点，如社会治水、治水社会、国度治水、治水国度等。经由一系列的精细化操作，将不单夯实了治水研究的学术基础，并且开发进一步研究的辽阔空间。

从深化和推进研究的角度看，我以为另有两个需要下功夫的处所：第一，是在观点界定层面。你们提出了很是好的观点，甚至连理论命题都已经提了出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使其精美化和规范化。譬如，“社会治水—治水社会”、“国度治水—治水国度”，这样的表述为我们理解中国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口，问题在于今朝的阐述方式有些文学色彩。从“社会治水”到“治水社会”，从“国度治水”到“治水国度”，这里的变化不只是两个词的组合方式产生位变，而是一种重要的逻辑转折，傍边的过渡恰恰是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的，亦即从“社会治水”如何转化为“治水社会”、“国度治水”如何转化为“治水国度”。

这种转化有一个前提，也就是治水实践是重复的、常常性的、体系化或制度化的，而不是姑且的、偶而为之的，不然这个转化是不会呈现的，因此你要给出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今朝亚光提出的“稻田治理模式”可以作为“治水社会”的一个经验案例；“河长制”可以看做是“治水国度”的一个经验案例，它们自己都是很好的案例，但对于逻辑论证来说还需要增强，做进一步的研究。

这里需要提醒一点，魏特夫也使用了“治水社会”这一术语，因此你们要说明本身的“治水社会”与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区别在那里，为什么同一词汇所包罗的是两个差别的观点？魏特夫从“治水社会”直接指向东方专制主义，而你们指向的是双层治水体系（强调民间社会自组织结合治水实践的富厚性）。第二个需要下功夫的处所在命题论证层面。治水实践除了别离影响社会治理和国度治理之外，亚光还认为它影响了国度与社会关系：“治水，不单塑造了国度与社会的互动，并且塑造了二者的依存关系”。

假如说前面两个观点转化还各有案例支撑，那么这个关于国度与社会关系的命题尚未获得经验研究的说明。第四，基于上面的接头想提一点但愿。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走过四十个年初，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虽然如此，中国政治学研究向那边去，依然是一个高悬在上的问题。

我们五十年月出生的这一辈已经差不多了，将先后退出学科的正式舞台，做研究也是一种业余喜好，没有查核之类的工作了，学科成长的担子实际上已经转到年青学者的身上。学科的代际更替是政治学连续成长的一种制度性保障，看到华中师范旷野政治学的成长趋势，感应很欣慰，中国政治学的成长有戏，前景光亮。

适才光斌老师说到在制度主义范式支配下的政治学研究根基没有什么新的常识孝敬，大多是将别人现有的工具拿过来；适才房宁老师也讲到，对于中国政治的认识话语权应该把握在本身的手里，我也有雷同的感受。中国政治学新常识的增长最有可能呈现在以下两大范畴：一是汗青政治学，光斌他们建立了一个汗青政治学研究中心，致力于做这方面的研究。用一种新的视野或问题意识来对待中国政治以及富厚的经典文献，而不是用专制主义这样简朴的术语就把几千年的治国理政经验给打发了。汗青研究不单可以量化，也可以从头观点化和理论化。

当我们以一种自信的心态来对待自身的汗青时，汗青给出的回应也是差别的。以前讲的十六字目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当今语境下，有了差别的价值和意义。

另一个就是旷野政治学，就是徐勇老师领导的学术团队一直致力的事业。固然，对旷野研究的理解可以广一点，不只是村落研究，它可以包括都会社区；不只是下层研究，也包括高于下层的政治研究，相当于西方讲的FIELD WORK。

在这个意义上，旷野研究也就是实证研究。革新开放以来，中国所产生的巨变（和稳定）是政治学研究的天然场合，“实践出真知，旷野出学问”，但愿亚光你们这帮年青人继续走下去，走遍中国大地，在旷野中理解中国，同时向徐老师进修理论提炼和建构的经验。(本文来自汹涌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汹涌新闻”APP)返回，检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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